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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犯罪嫌疑人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迅速将其行为归因于贫困、边缘、社会的漠视，无疑是草率的，好像这类事件就是穷人和边缘人的“专利”，这对底层人群极不公平。一个行凶者是穷人，不代表行凶的动机就是贫困或仇富。富人不也有蓄意驱车撞向人群的行为吗？能不能排除体制对于黄一川杀戮行为的影响，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体制”。如果把“体制”界定为“当前中国的体制”，那么，我认为这个“体制”与黄一川的行为无关，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体制下，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把“体制”界定为某种社会结构，譬如社会不平等、制度性歧视，那么，也许一些体制性因素可能诱发个人的极端暴力行为，但能否解释黄一川这个个案，我并不确定。

谈AI创业：应更关注AI初创企业创造的价值 而不是AI除了科学家的身份，吴恩达同时也是AI初创公司的创始人，Landing AI就是其在离开百度后创立的一家创业公司，旨在以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制造业效率。对于AI创业公司如何避开与百度，谷歌或者微软这样巨头的竞争，吴恩达认为，“我之前也在这些公司领导过几个团队，我想说AI领域的选项很多，百度和谷歌在AI业务上有很多机会，其他团队也有很多机会。好的AI理念要比现在全世界这个行业有经验的从业者多很多，很多好的想法我们都没有时间去探索。”

我们还可以假设一个场景。如果真的发生美国政府试图禁止中国使用Linux内核这种事情，你猜谁会先站出来骂美国政府？显然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创始人RMS和Linux的作者Linus。他们不仅会骂，还会在法律上挑战美国政府，并且会把所有代码托管到其他国家。凡是以”有一天我们会用不了Linux内核“为借口搞什么独立系统的，我敬佩他们的勇气。但是一方面他们担心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另外一方面，做个操作系统在这个时代并不算难，难的是如何建立整个生态。软件和互联网生态是全球化的产物，整个生态的完成是全世界工程师和企业共同完成的，任何一个国家也难以独立建设完成一套生态，即使美国，它也不可能脱离世界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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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刚才的思维逻辑，如果把目标定在扩需求上，并且把目标锁定在一般意义的纳税人身上，这时候减税降费既可以减所得性的税费，也可以减间接性的税费，可以不加区分的去减。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是以减所得性的税费为主。我们在过去宏观经济政策当中，一旦讨论到减税的时候瞄准的是直接需求，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它也可以是增加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投资，增加总需求这样一个行动路线。但是，换一个新的角度，降成本，以降成本为政策目标，它瞄准的是给企业减税降费，减的是社企税费，这个时候要减什么税就不会不那么考究了，既然是企业的税，就得是企业缴纳给政府的税，在企业缴纳给政府的税当中，如果瞄准的是降成本，还要减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所缴纳的政府的税费。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在目前的中国，我们看到要减流转性的税费，通过减流转性的税费，可以使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并且提升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结构。

ASM3反舰导弹和鹰击12都采用了最主流的固体火箭助推器和冲压发动机一体化设计，优化了超音速飞行性能，能够达到较高的巡航马赫数，但是两者的设计侧重点还是有所区别。ASM3的轻量化、紧凑化程度较高，主要是由于日本没有大型的导弹载机，携带反舰导弹的主力机种是F2战斗机。因此ASM3重量不到1吨，长度只有5米多，堪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个子，一架F2可以同时携带4枚该型导弹，而且ASM3的技术指标也并没有最初传闻的那样夸张，最大射程在200-250公里之间，最大飞行速度为3.5马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