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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华盛顿智库的税务政策专家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地方。一方面，加德纳称对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而言，“无论（税收激励措施）如何，都会广泛进行资本投资”。“任何时候，如果用（税收）优惠鼓励公司更多地进行研究、资本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就存在另一种可能：这是一种无谓的税收优惠，因为无论如何这些公司都会这么做。”他说。“无论如何，亚马逊都将进行广泛的资本投资。他们必须得这么做。”
伊万诺夫还指出，这家公司可以分走承包商近60%的业务规模，同时还可以简化审批手续。目前，他们已经精简了约30%的管理人员。据伊万诺夫透露，建立军事建设公司的想法很早之前就被提出，并得到了广泛讨论。该公司计划在3个月内完成建设。在普京签发的关于创建军事建设公司的指令中写道，“该公司将在组织和推进军事和基建项目的过程中保障国家利益”。
中信证券表示：关于VIE架构担忧主要体现在海外上市的教育类个股，其中1）对于中国东方教育、好未来、新东方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培训机构，其受政策影响较小，目前K12培训整顿已告一段落，我们判断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直接政策风险较小，如本次因情绪因素明显回调，建议积极配置。
第一，货币政策力度有所不足，导致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欠佳。2018年，中国在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方面均存在一定压力，应当实施“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偏紧的宏观审慎政策”的政策组合。从政策实践来看，宏观审慎政策较为合理，资管新规的出台较好地控制了影子银行风险，重启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则有效防范了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然而，货币政策的力度有所不足，导致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实际组合偏离了最优组合。
货币政策不仅力度不足，而且传导效率偏低。一方面，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部门，削弱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过多地关注“调结构”，偏离了其总量政策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削弱了政策传导效率。第二，财政政策力度也有所不足，传导效率也有所降低。2018年财政政策在支出端和收入端的力度均有所不足。一是，2018年1—11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扣除成本性支出）之和的累计同比增速为8.5%，比2017年同期低了0.7个百分点。虽然12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明显升高，使得2018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扣除成本性支出）之和的增速高于2017年1.1个百分点，但是政策时滞的存在使得2018年财政支出的实际力度仍小于2017年。二是，城投债、政策性银行金融债以及PPP等各类准财政政策的力度减弱。三是，宏观税负不降反升，2018年宏观税负达到了34.7%，比2017年提高0.6个百分点。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降低削弱了财政政策的调控效果。
预期管理评价预期管理的核心在于通过信息沟通对公众预期予以引导，从而提高宏观政策的效率。目前，理论相对成熟且应用较为广泛的主要是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而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财政政策预期管理同样非常重要。本报告将从政策透明度和前瞻性指引两大方面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预期管理的情况进行评价。
